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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诉求。从内涵上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在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要素结构及特征、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均典型地表现为“高质量”特征，更加彰显“好”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五个本质特征，即能积极响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及劳动力市场需求，能彰显类型属性的要素及结构从而使职业教育具有社会吸引力，能为学习者提供国家认可的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能帮助学习者最终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或使学习者具有可持续就业能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学习机会与适切的教育。基于此，要实现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可采用如下推进策略：制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并关注政策执行及评估，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提供保障；利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这一“指挥棒”，撬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并达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质量标准；职业教育评价

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正在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其中“质量”及“高质量”出现频次达22次，并且首次明确提出“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其中“质量”及“高质量”出现频次达30次，力图通过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来实现职业教育有质量和高质量发展。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一定牛彩票网：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的主要目标。从职业教育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已从1949年的1174所职业院校（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23.15万在校生，发展到2020年的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在校生，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院校数量增长了近10倍，在校生人数增长了133倍，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进入新时代，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及人力资源需求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职业教育急需从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上回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可以说，“提升质量”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对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诉求。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诉求

（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要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的应用为表征的技术进步，极大地加快了全球各经济体及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步伐。近年来，数字技术已成为支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主导技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规模连续三年持续增长。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并扩散到生活各个领域，数字化正成为驱动社会组织及企业组织进行模式创新与组织生态系统重构的重要源泉。数字化深刻影响了工作世界的变化，深刻改变了企业的岗位以及对岗位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需求。除此之外，技术进步还直接影响了个体学习的方式，在线学习已日益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学习形式。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保持稳定增长，达到4858亿元，同比增长20.2%，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42亿，职业教育将会增长。上述趋势都需要通过高质量职业教育来积极响应数字技术及学习方式变革对劳动力数字技能及劳动力再技能化的诉求，职业教育要及时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增加数字化知识与技术，并提高职教师资的数字化素养，从而培养数字化时代所需要的、具备数字化技能与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一定牛彩票网：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政策必须相应地国际化，既要基于国际经济发展态势，又要基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新关系模式，确保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及其他产出的质量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具有国际化视野、跨文化能力、熟悉国际规则与规范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还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与过去那种处于产业链低端而形成的技能人才需求模式大不相同，需要通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为经济及产业新格局提供匹配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

（三）技能型社会的形成要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1年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传达了一定牛彩票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并创造性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与战略。2021年10月印发的《一定牛彩票网：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核心内容和关键目标，更进一步地提出了相关落实举措。这都要求我们高举技能型社会这面旗帜，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让技术技能“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技能型社会的本质是以技能为本的社会及社会成员的技能发展过程及结果，技能型社会的形成需要以技能学习者的需求为中心，依托完善的技能学习组织或机构体系，辅之以完善的技能开发体系与技能服务组织，形成人人、处处、时时可学习技能的社会文化氛围，最终达成技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个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与技能型社会形成最直接相关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肩负的职责与使命是巨大的。而要真正实现技能型社会，离不开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在层次结构和要素结构上，都要体现与技能型社会相契合的样态。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本质特征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在汉语大辞典中，“质量”一词被解释为“物体中所含物质的量，也就是物体惯性的大小；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价值或主观感受。基于上述界定，可以把“质量”界定为“有价值的存在”。当然，这一解释会涉及“什么价值”“对谁的价值”以及“对什么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质量”缺乏一个全球性的、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的衡量标准，这意味着“质量”的内涵是动态的、相对意义上的和发展变化的。从字面上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与职业教育数量型发展相对而言的，是一种更加侧重职业教育“质量”和“内涵”的发展方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蕴含着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价值期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应打破注重“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强调在新发展理念下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方式。基于上述分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在职业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要素结构及特征、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均典型地表现为“高质量”特征，更加彰显“好”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1.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说，主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诉求以及人的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等在引导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及个人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而发生变化，这些“新”的力量将从根本上促使职业教育进行系统性变革与调适，从而推动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发展动力机制而促发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典型表现为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及个体日益多样化需求相匹配、相契合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态。“十四五”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及社会民生等各领域都将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以及创新体系建立为特征的高质量社会发展，必然对作为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提出新的发展诉求。职业教育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既要满足现代产业体系对各层次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又要通过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产业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需要将更加多元化，其中就包括个体对具有终身可持续发展性质的技术技能更新与培训的需求。这必然要求我国职业教育不断变革与调适，包括打破年龄与学历的边界，以更加开放、包容、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样态，更好地满足个体对技术技能发展的多样化诉求。

2.从发展的过程来说，职业教育系统的各结构要素整体上要达到和谐共生、生态平衡，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螺旋式发展规律。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系统要不断改革创新与动态调整，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并且始终呈现可持续发展样态。一方面，从横向结构上来看，在职业教育系统的各关键结构要素上，特别是职业教育功能及战略定位、职业教育目的与制度、职业教育教师与学生、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政策与治理等方面，不仅要日益凸显出作为一种独特类型教育的根本属性和特征，还要通过不断调适实现彼此适应、相互协调。例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必须凸显其与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特征与属性，着力推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项目课程”“模块化课程”等。而要推进凸显职业教育特征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必须有系统的职业教育政策与治理制度等相配套，否则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样态。另一方面，在纵向结构上，职业教育的体系构成在结构上看至少是合理的，即中职、高职高专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规模结构上是合理的，与外部产业体系与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是相匹配的。除了横向及纵向结构的要素呈现动态平衡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结构要素要呈现不断创新、趋向可持续发展的样态。

3.从发展的目标来说，职业教育要通过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来增强社会吸引力、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第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职业教育要培养符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并最终满足终身学习时代及技能型社会背景下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实现个体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发展。第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职业教育通过彰显其独特的课程教学内容、独特的教学与学习方式，并通过提供符合国家标准及市场需求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对学习者产生吸引力，进而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第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通过技能发展规划与政策，有效实现市场需求与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之间的平衡，最终服务与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

基于上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分析，笔者认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五个重要特征：第一，能对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劳动力市场需求做出积极响应，能满足个体日益多样化的技术技能发展需求。这一特征是基于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而表现出来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征，即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端与经济社会市场需求端能相匹配。第二，能通过彰显其独特类型属性的教育与课程内容、独特类型特征的教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独特的师资类型与“双师型”教师素质，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社会吸引力、更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这一特征是基于职业教育发展过程而表现出来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征，并且这一特征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本质特征，从纵向层次结构（中职、高职、职教本科及研究生不同层次）及横向要素结构（教育与教学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及课程实施、教师、评价等核心要素）上均体现出独特性的“高质量”特征，从而依靠这些关键核心要素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获得社会及个体学习者的认同，进而实现其良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第三，能为学习者提供国家认可的学历或职业资格证书。这些证书以国家认可的中职学历证书、高职学历证书、职教本科学历学位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等为主。第四，能帮助学习者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或使学习者具有可持续的就业能力。其中，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职业教育要帮助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获得与其职业能力及职业素养相匹配的职业岗位；而可持续就业能力则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着眼于职业教育学习者未来一生职业发展的潜能与可能性，使其形成持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能力。这一特征是基于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与结果而表现出来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征，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结果最终要体现于其对于个体学习者学习成果的认定与可持续就业能力的培养。第五，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能为任何一个想接受职业教育的个体学习者提供机会与适切的教育。这一特征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对象将跨越年龄、性别、职业等固有的边界，涵盖各年龄段、各行业与职业、不同性别的学习者，要为这些学习者在其人生任一阶段、任一背景下、任一学习场所下的技术技能学习提供机会，并能为这些学习者提供更加个性化、更适合其个体需求的技术技能培训。尤其是职业教育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适切的技能学习与技能培训机会，帮助这一群体获得社会或企业所需的能力，实现更加匹配的就业。

三、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

（一）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并关注政策执行及评估，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定向

在引导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职业教育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制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且关注对政策执行的监测与评估，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1.要尽快从国家层面形成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认识与理解，着力制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鉴于目前尚缺乏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共识，本文仅依据前文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与特征的阐释，提出未来我国要尽快制定与出台如下三类职业教育政策：一是着力解决新时代新需求与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相匹配问题的职业教育政策。这一类职业教育政策要关注我国经济双循环与技能型社会构建、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着力解决我国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问题，平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二是着力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与社会地位问题的职业教育政策。这一类职业教育政策要聚焦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师等核心构成要素上的变革，推进作为一种独特教育类型的职业教育不断凸显其本质属性，着力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与社会地位等问题。三是着力解决职业教育开放性与包容性问题的职业教育政策。这一类职业教育政策要聚焦如何为不同年龄、民族与性别的个体提供随时随地接受技能培训机会并获得高质量的技能培训结果，尤其要解决弱势群体的技能再教育问题，为弱势群体实现技能更新和再就业提供机会。

2.要确保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与内容作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监测与评估等整个政策周期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确保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规划、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政策、职业教育评估政策，都要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从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现况来看，自2019年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一定牛彩票网：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颁布实施，未来需要对上述政策在省级及职业机构层级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监测与评估，并将政策实施监测与评估的结果予以及时反馈，以利于推动更加科学、更加适切的职业教育政策出台，进而形成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性政策闭环。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执行、监测与评估的整个政策周期，要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的行动、决策、政策、实践或目标的任何个人或团体，涉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学生及其家庭。基于此，要确保这些利益相关者在整个政策周期内都充分参与、积极表达利益诉求，并通过有效的协商与合作，相互之间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达成一致性理解与共识，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不断调整、完善与有效落实，最终确保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提供保障

职业教育质量标准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依据与评价尺度，对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本质上来说，职业教育质量标准是一种技术规范，是可测量的，往往是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制定并由国际、国家或区域认可的组织批准。完善我国职业教育质量标准，可以确保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提供全国一致的、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虽已在国家层面形成了《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等部分“标准”，但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未来，要进一步健全我国国家层面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标准：

1.职业资格鉴定（授予）机构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根据2019年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共计81项，其中准入类5项，水平评价类76项。这些职业资格绝大多数是由行业部门进行鉴定，一小部分是由人社部门单独或人社部门与行业部门一起进行鉴定。但是，截至目前，在我国发布的相关标准中，仅有1993年的《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和2009年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其质量管理进行了专门规定。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规定的条件及质量管理规则需要更新；另一方面，我国仍缺乏专门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标准》。因此，目前急需完善职业资格鉴定（授予）机构标准，主要是指职业技能鉴定所（站）标准，并进一步完善这些机构鉴定（授予）的职业资格标准及职业技能等级资格标准。除此之外，更重要也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推进我国职业资格标准内容与职业教育机构（特别是职业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课程内容实现融合，克服“两张皮”现象，将职业资格标准与职业教育机构课程标准对接，推进标准真正落地。

2.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标准及职业培训机构授予的资格（证书）标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包括的机构或组织类型比较繁杂，既有企业，也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培训机构。尤其是我国目前正在着力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等，这些机构或组织作为社会机构或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或人才培养。鉴于这些社会机构或组织数量日益庞大、种类也日益多样，因此要尽快完善这类具有“跨界”性质的职业培训机构的标准，包括机构准入标准以及所授予的资格标准。

3.职业教育教师标准。目前的重点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体系。首先，从涵盖的对象来看，职教教师既包括不同层级职业教育机构（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的教师，也包括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和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的培训师（或技能指导者）。其次，职教教师标准体系涵盖职教教师整个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多个标准。这些标准是职教教师作为技能学习促进者角色，在其整个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分别需要达到的标准。具体而言，标准体系包括职教教师的职业资格标准、职教教师聘任资格标准、职教教师专业标准、职教教师培训标准等。因此，要尽快完善我国职教教师资格标准，特别是将行业企业从业经历作为认定教育教学能力、取得专业课教师资格的必要条件；要尽快完善我国在职教师的培训标准，推进职教教师进行在职培训的常态化，真正实现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终身化。最后，要确保职教教师标准能及时更新，确保标准所涵盖的知识、技能、职业道德及伦理规范等要求都是最新的、最适应社会要求的。

（三）利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这一“指挥棒”，有效达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

评估和测评在教育政策中正日益扮演核心战略的角色，成为改进、问责、教育规划和政策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具体到职业教育领域，评价与评估也是职业教育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与创新正日益成为撬动职业院校自身变革、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以及政府实施绩效管理与问责的“利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工具性价值日益凸显，主要源于人们对职业教育有效性、公平性和优质性的需求不断增长，归根结底是公众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迫切需求。从这个意义出发，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这一“指挥棒”作为一种变革手段，可以被作为职业教育决策、分配职业教育资源、改进职业院校办学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工具，有效撬动整个职业教育系统的变革，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1.建立专门的国家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通过这种专门机构的成立与推动，从国家层面为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及其教育质量的评价与评估提供国家指导与方向定位。鉴于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逐步成为共识，而目前我国尚缺乏具有独特类型属性的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体系与框架，因此，专门的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机构的成立，是整体上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具备类型属性的前提和基础。从职责上来分析，这种专门的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主要负责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框架与工具的开发、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与指标的制定、监测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过程、提升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机构及人员的评价能力、推广与宣传职业教育评价结果及推动形成良性的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文化等。总之，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机构的成立以及对该机构职责的厘定，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前提性保障。

2.设计与实施国家层面的整体性职业教育质量评估框架，协同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质性保障。整体性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框架是解决目前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碎片化问题的“利器”，该评估框架的构建与实施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评价的核心与落脚点，在职业教育评价目的与价值取向、职业教育评价者及其评价能力建设、职业教育评价标准和技术、职业教育评价结果使用等方面，进行整体性框架与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施，统整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包括职业教育学生评价、职教教师考核评价、职业院校领导者评价、职业教育政策或项目评价、职业院校评价以及职业教育系统的评价等，以更好地发挥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评价的整体协同效应，从根本上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质性保障。

3.恰当使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结果，平衡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发展与问责功能，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结果的使用尤为关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否能真正实现。一方面，恰当使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结果意味着要有效发挥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发展功能。换句话说，要发挥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结果对职业教育领域中人的专业发展及职业教育机构自身发展的激励功能。不管是通过外部评估还是自我评估，职业教育评估都可以帮助职业教育机构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教育教学及专业发展情况、学校办学及人才培养情况等。因此，职业教育评估结果可以为社会及公众提供有关职业教育质量及表现的信息，还可以激励职业院校进一步推进办学、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发展及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最终培养人力资源市场所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恰当使用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结果意味着要有效发挥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问责功能。问责是通过让职业教育机构或不同层面的职业教育管理者及教师承担责任的方式来对职业教育评价与评估的结果负责，问责的功能主要是为改善机构及人的绩效提供激励，并辨别职业教育系统中“表现不佳”的职业教育机构及人员，倒逼不同责任人不断提升职业院校层面、职业教育系统层面的质量。

总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巩固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与特色的核心。在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确保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完善职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及利用好职业教育评价的“指挥棒”功能之外，还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中职、高职和职教本科院校）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建设，从而在根本上保证职业教育每一“细胞”组织机构的质量；在此基础上，还要深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质量文化建设，通过增强每一位职教人的质量意识，形塑利益相关者正确的质量价值观和质量行为，助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孙翠香，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教育与职业》2022年第3期